和比我大二十多岁的杜仁兄说话很费劲，我坚持叫他杜伯伯，我不能容忍和拥有将近五十岁高龄的家伙称兄道弟，我觉得这样对不起我，也对不起人家。
我俩彼此先赞颂了一下英明神武，高瞻远瞩的帝国领导人李治陛下，并对帝国周边地区发展与安全问题交换了意见，然后对于最近几大军区增兵辽东，准备对高丽进行自卫反击的军事行动表示了口头上的声援。在对于高丽用兵的问题上，我显的兴高采烈，这充分说明我是一个忠于祖国的热血青年。
一想到我大唐将士为了保障国民百姓的安居乐业，为了维护地区和平，准备对邪恶轴心之一的高丽进行军事行动，我就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自豪感。我小时候模糊有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印象，然后在和平的环境里长大，接受着近代一百五十多年耻辱史的教育，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深深的烙下了屈辱感，在高中的几年里，我甚至仇视所有的外国人。
还记得上高二的时候，西安市与倭国的狗屁奈良搞什么垃圾友好城市联谊活动，学校里来了一群倭寇学生进行联欢，我听不得这个国家的名字，于是就在联欢会上与一名雄性倭寇发生磨檫，并在老师前来救援之前用板凳对其进行了闪电式开颅手术，此举让我校被教育厅通报批评，而我被记了大过。至今我还记得母校的校长，平时因为表情严肃，脸型消瘦，爱抓反面教材而得名窄版猴（一种廉价香烟的昵称）的中年男子，他为了保护我不被强行开除，竟然不惜与教育局大佬撕破脸皮 ，强行将我保了下来，最后草草记过了事，这些事情都是后来我父亲告诉我的，而那时我已经上大学了。呵呵，撤远了…..
高丽一直是唐帝国的一块心病，唐太宗李世民曾经亲征高丽无功而返，对于这次军事行动的失利，李世民临终还念念不忘。对于其继任者李治而言，征服高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，达成父亲的遗志是儿子的责任，也是树立自己威信的手段。客观的来说，李治这位皇帝是很有水准，但前有李世民盖世武功，后有武则天揽权乱政（我对武则天没偏见，史书上说的），被委屈的评为“昏懦”皇帝，实在冤枉。
李治即位当年的八月，就在他安葬太宗于昭陵的时候，河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，晋州尤其严重，房屋倒塌，一次致死者5000人。这一年，天下诸州，水旱相继，关辅之地，又遇蝗灾，而且，晋州地震竟然持续了二年多。这的确给以新君即位的高宗李治出了大大的难题，更何况李治还是曾经以晋王的封爵升任储君而得天下的。就当时的价值观念与政治理念，这自然会给刚刚当国的高宗带来极大的压力。他除了“诏遣使存问，给复二年，压死者赐绢三匹”，妥善安置善后以外，第二年五月，他还就此事在朝廷上公开与群臣交流，并表示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：“朕初登大位，因政教不明，遂使晋州之地屡屡发生地震。这是由赏罚失中、政道乖方所致。卿等宜各进封事，极言得失，以匡不逮。”新君即位后的丰采在不经意当中显示出来。随后他果断的暂停了对辽东（高丽）的战争及土木工程的营造。他即位的第二年即永徽元年，召各地地方官问以百姓疾苦，鼓励臣下就国计民生发表意见，并减税赋徭役，令百姓得以休养生息，国家实力扶摇直上。而长安的繁荣更是有目共睹，络绎往来的各国客商带来了丰富的货物，连续多年的风调雨顺让百姓丰衣足食，这一切为当时良好的治安环境打下基础。有一次，大理寺卿唐临向李治报告说：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50多个，其中有2人需要判死刑。这样低的犯罪率令人咋舌，相比后世…..我多嘴了。
就在国富民强的大环境下，征服高丽的条件均已成熟，李治派大将苏定方、李勣（即李世勣，太宗去世后，因避讳，改名勣）和刘仁轨、薛仁贵经营辽东，伺机一战而定。
国家的强大带来的是优越感十足的国民意识，当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正在为维护周边地区和平而努力时，我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幸福，一种没有贫富差异的幸福，每个中国人都渴望拥有幸福。
也许是心情好，我对杜风的排斥感逐渐的消失了。平心而论，这老家伙比我帅一点点，体健貌端，学识渊博，儒雅的穿戴遮挡不住其健美的身形，若隐若现的二头肌暴露了他强大的战斗力，要是和他打起来的话，也许………我会求饶，我觉得这个选择比较英明。
依然心中的芥蒂已经消失，我也就开始发挥舌扫天下的特长，运用后知一千五百年的特殊技能，与其对侃，强大的火力压制令杜风很快败下阵来。从三皇五帝到隋唐演义，穿过黄道十二星座，我们回到了美丽的夏威夷；西班牙人还在洞穴里用骨头棒子敲打他们的尼安得特表兄的时候，我带领着杜伯伯已经攻占了特洛伊，而孙武的后代在地球的另一面带领了少数的华夏追随者运用着*爷爷的反围剿精髓击败了强大的码雅人（深呼吸），打下了一片大大的疆土……….说书嘛，大体意思对了就行，至于夸张的润色，过分的渲染，也不过是为了体现故事的精彩度，留给听众有一段美好回忆，虽然我面前的听众只有一位，但丝毫没有影响我的超常发挥，毕竟N久没有人陪我打屁聊天了，与其说我在卖弄，不如说我在发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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